語文教材中例文與其編撰的策略

　　語文教材中的“例文”及其編撰策略

　　一、好義及功能發(fā)揮方式

　　我國的語文教材向來以“文選型”為主流、為正宗，因而語文教材的研究，很大程度上便落實為“選文”問題的討論。而從教材編撰的角度來討論“選文”，確認“選文”的類型及不同類型的功能發(fā)揮方式，是極為重要的。根據(jù)我們對中外語文教材的比較和研究，語文教材里的選文，大致可以鑒別出四種類型，即“定篇”[1]、“例文”、“樣本”[2]和“用件”[3]。本文要討論的是“例文”。對“例文”的界定，采夏丏尊的含義。

　　將選文看成“例文”，是中國自現(xiàn)代以來對語文教材中“選文”的基本定位，它是在對傳統(tǒng)語文教材的批判中形成的。針對傳統(tǒng)語文教學偏重于個人的吟誦感悟，夏丏尊提出，現(xiàn)代的語文教學更要注重理性的方法；針對傳統(tǒng)語文課程（主要體現(xiàn)在語文教材）以綜合地領會詩文為標的的課程內(nèi)容，夏丏尊提出，語文課程的內(nèi)容（“語文學習的著眼點”）應該是“形式”，而且應該是一個個的詞句以及整篇的文字所體現(xiàn)的詞法、句法、章法等“共同的法則”和“共通的樣式”。在夏丏尊看來，語文教學（課程）就是明里探討那些“共同的法則”和“共通的樣式”，而“選文”，則主要是說明“共同的法則”和“共通的樣式”的“例子”（例文）。[4]（p46）“例子”一說，當時就被廣泛地接受了，盡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念賦予它帶有個人色彩的不同含義。在當代，它還在不斷地被人言說而又屢遭曲解。

　　從課程研制的角度，在“例文”的情況下，課程與教學內(nèi)容發(fā)生于所選用的這一篇“例文”的外部，它們或者是從許多文本的研讀和分析中所抽繹出來的“共通的法則”和“共同的樣式”，或者是從文章、文學作品的閱讀和寫作活動中所總結出來的基本原理和行為方法規(guī)范。盡管對課程與教學內(nèi)容“應該是什么”，各人有各人的回答，但不管是哪一種的回答，在“例文”的情況下，內(nèi)容都源于相對外在于這一篇選文的更為廣泛的研制，因而是“已經(jīng)成型的知識”。比如，為了表現(xiàn)動作的連續(xù)緊湊，文本的言語組織通常采用“利用短促的句逗”和“提示短促的時間”[6]（p65-66），這兩種方法，就是從例文的外部（即從眾多的詩文中）提煉出來的概括性知識，在選擇這一篇“例文”之前，它們“已經(jīng)成型”，即使不用“例文”，它們也可以單獨拿出來教與學，也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而不是“例文”的途徑來教與學的——美國麥克多爾和力特爾公司出版的以寫作教學為主線的教材《語言》（十一年級），就幾乎沒有“例文”[7]（p131）。在這里，所選用的“例文”與所教學的知識也并不是必然地連接在一起的；選入教材的某一“例文”，僅僅是多個適宜范例中的一個，替換成另外的一篇，一般也照樣能夠達到知識學習的目的。換句話說，“例文”本身不是語文課程內(nèi)容的.構成，它屬于“用什么去教”含義的語文“教材內(nèi)容”。

　　“例文”是為相對外在于它的關于詩文和讀寫詩文的事實、概念、原理、技能、策略、態(tài)度等服務的，成篇的“例文”，大致相當于理科教學中的直觀教具，它給知識的學習添補進經(jīng)驗性的感知。但是，感知教具并不是教與學的目的，目的是要通過教具，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識。而中選的這一篇“例文”，用的其實也并不是整篇的“文”，多數(shù)情況下，派用場的只是詩文或詩文讀寫的某一側面的某一點或某幾點。正如夏丏尊、葉圣陶所看到的，“文章是多方面的東西，一篇文章可從種種視角來看，也可以應用在種種的目標上”[8]（p171-172），但在一本特定的教材一篇特定的“例文”，比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要么只做“隨筆”例，要么只作“抒情”例，要么只作“敘述”例，要么只作“第一人稱的立腳點”例等等，一般情況下，語文教材不太可能對上述的種種方面兼而顧之，也無必要對“例文”的字、詞、句、篇、語、修、邏、常面面俱到。將本來含有無限可能性的詩文，限制在一個特定的側面、特定的點來作為例子，這就是“例文”的實質(zhì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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