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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科學標準
如何用現(xiàn)代科學標準評價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，是當前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。我們應遵循現(xiàn)代科學的基本原則，正確分析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，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形成正確、客觀的評價，進而推動其健康發(fā)展。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概念定義方法雖有明顯不足，但在很多情況下卻是科學發(fā)展的必經階段，是對復雜對象定義方法的正確選擇。概念是思維的基本要素，正確的概念定義方法是科學的一個基本要求。現(xiàn)代科學要求定義能揭示概念的內涵，即普遍的本質屬性。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常用的描述性定義，并不是簡單、清晰地概括出一類事物的普遍本質，而是描述其某一方面的特征或是用具體事件來闡述概念。在《論語》中，直接或間接提到孝的地方大約有20處，但都是描述性的。比如在《論語為政》篇里，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“無違�！痹凇墩撜Z理仁》篇里又說，“父母在，不遠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其他一些重要概念的定義也是如此。
為什么說這種描述性定義在很多情況下是科學發(fā)展的必經階段呢？我們一般是用臨近的屬概念和種差來界定概念。當我們既不熟悉被定義概念的屬概念、又不了解相同屬概念下的其他種概念的時候，很難給出被定義概念的普遍本質，只能描述其某一方面的特征。因此，這種定義方法有時候是對復雜對象定義方法的正確選擇。首先，當無法對復雜概念的普遍本質給出定義時，對概念所反映的對象某一方面的肯定，也就同時肯定了這一方面所對應的行為、過程背后所蘊含的普遍原則。一個簡單的描述，給讀者留下了寬闊的思索空間，從這一定義中能想到其他一些道理。其次，我們對事物普遍本質的追求有時候不一定都有明確的結果，有些復雜事物的普遍本質可能在很長時期內都找不到。我們常常使用幸福、善、人性等概念，西方思想家喜歡給出這些概念所謂明確的普遍定義，但常常引起更多的分歧。倒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對這些復雜概念的描述為各個層次的人所喜愛，廣為流傳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。這里，并不是要否定現(xiàn)代科學的定義方法，而是說不要輕易否定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獨特定義方法，這兩種方法在深層次上沒有根本沖突。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科學研究范圍有著獨特的界定，不應由此產生對其科學性的懷疑�，F(xiàn)代科學尤其是現(xiàn)代西方自然科學，對事物發(fā)展因果鏈條的探討是沒有界限的。而許多中國古代思想家對自己的研究范圍有明確的界定，研究什么、不研究什么，非常清楚。比如，《老子》中對道的研究界限規(guī)定得非常明確，其首篇第一句就提出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后面對道的論述中還提到：“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后。”也就是說，這個道和經驗事物不同，超越了直接的感官知覺。再比如，氣是中國古代文化中一個重要概念。許多古代思想家對氣的作用進行了描述，但是沒有對氣的來源、結構等做進一步的探討。這與西方現(xiàn)代科學對原子內部結構層次的不斷探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回顧一下原子概念在古代西方提出的歷史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當時提出原子概念的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，也受到了與中國古代哲學家在今天受到的類似批評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《西方哲學史》中談到，亞里士多德指責他們沒有說明原子的原始運動。但在這一點上，原子論者要比批評他們的人科學得多，因為因果作用必須是從某件事物上開始的，世界可以歸之于一位創(chuàng)世主，但縱令那樣，創(chuàng)世主自身也是不能說明的。正是科學的本能，使原子論者在研究的初期就明確了自己的研究界限。今天，我們已不再懷疑兩千多年前原子論假說的科學性。由此可見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一些假說也有可能成為未來科學發(fā)展的重要基礎，而且現(xiàn)在仍可以發(fā)揮一定的科學解釋和預測功能。當然，這些假說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，常常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，甚至被偽科學的傳播者所利用。這是應該提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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